第六六三章家庭观察
汪笑了笑,说,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,我们对他进行了多次劝导,我们的副镇长甚至冒着有可能被传染的危险,和他单独谈了一次话,不做记录的谈话,表明只要他说真话,不追究他这种行为,而且,为他保密,决不会影响他本人的声誉。
他说,我们只有这么做,才能打消他的顾虑,才能得到真实的信息。我们分析了他的供词,都认为他是如实交代了。
他说,他曾想过去叫小姐,也有过这种行动。入住酒店后,他曾去过一家发廊找小姐,本来是想找小姐陪他去游泳的,但是价钱没谈拢,就打消这念头了。本是想晚上再找的,还没到晚上,发现体温不对,就被我们劝去隔离观察了。
汪笑着说:“属叫小姐未遂吧!”
杨晓丽说:“他去过的那个发廊要设为一个主要观察点。虽然未遂,但也和发廊的人接触过。”
汪说:“我们已经控制起来了,要求发廊关门,所有人员都不准外出,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由医务人员、镇政府干部、派出所民警组成的观察监护小组,进行二十四小时值班监管。”
杨晓丽点点头,然后,对在坐各位说:“这个事就到这了,大家知道就好了,不要外传。既然,海边镇政府答应要为病人保密,我们就要遵守这个承诺。”
汪继续汇报。
他说,我们感到欣慰的是,经过我们的努力,这个未知群体在短时间内浮出了水面,完全被我们掌握了。然而,我们又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,群众未必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
他说,在这个群体中,已经有人出现了发高烧的症状。我们要采取措施时,却遇到了阻力。
他说,在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中,有一个是在海浴场的管理员。他已经出现了发烧症状,但是,他认为,他那只是普通的发烧,并不是感染了非典,坚决不去隔离观察。还有一个是酒店的女服务员,当我们劝她去隔离观察时,却遭到她家人的反对。
杨晓丽问:“这是为什么?这也是为他们好呀!”
汪说:“这不但涉及他们本人,也涉及到他们家人。如果对他们进行隔离观察,那他们家里人也需要观察。”
他说,那个管理员说,不能因为他发个普通的高烧,就把他儿子隔离起来。他儿子就要考毕业试了,如果不上学,就会影响他的毕业考试,影响他考取市县的重点学校。
他说,那个服务员的家里人也说,他们的女儿未必就是非典?那只是我们的怀疑。他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怀疑而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而且,我们还必须尊重他们的隐私权。
他说,如果证实他们是非典,这或许不存在隐私权的问题,但是,在还没证实是非典之前,他们的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。
杨晓丽问:“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事的?总不能放任自流吧?”
汪说:“只能说,我们只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
他说,我们彼此达成了一种妥协。
他说,我们对那服务员的家庭成员进行家庭式的观察,在这期间,他们可以留在家里不外出。当然,因为他们不能外出,镇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损失补偿。
杨晓丽问:“如果,真是非典,如果,本来家里人没有传染,这样处理,那家里人被传染的机会不就更大了吗?”
汪苦笑了笑,说:“有时候,群众的觉悟达不到那个层次,只跟他们讲道理似是讲不通的。他们咬定只是我们的怀疑,甚至认为,我们关心的不是他们,而是担心出了问题自己要丢官帽,所以小题大作。甚至认为,镇政府与卫生院勾结,趁非典这个时机,逼他们进医院,刮他们一笔。”
杨晓丽说:“简直是乱弹琴!”
说归说,她也知道汪说的是实话,因此,在处理事情中,就不能不考虑实际,就不能不屈从适应这个实际。
她问:“那个管理员的家庭呢?你们怎么处理。”
汪说:“我们只能采用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,允许他儿子每天还正常回校上学,但时刻注意他的体温变化,要求他戴口罩,少与其他同学接触,少参加户外活动。”
杨晓丽却不同意采用这种处理办法。她说,对他儿子的宽容,却有可能是对其他孩子的残酷。再说了,在现在这种时候,还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迎接毕业考试吗?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汪说:“这就是我们最为难的地方。如果,证实那管理员只是普通的高烧,影响了他儿子的毕业考试,我们反倒成了罪人。”
他笑了笑说,有的干部开玩笑说,现在这种状况下,倒是希望他真传染非典了,否则,真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。
杨晓丽说:“这也说出了你的心里话,你也希望他真得了非典!”
汪脸红了红,说:“我当然希望他不是非典,所以,我现在要准备他被证实不是非典后,要怎么做通他的思想工作,否则,他完全告我们渎职,完全可以向国家索取赔偿。”
杨晓丽问:“他孩子多大了,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?”
汪说:“十四五岁吧?应该是初中毕业,下学期读高中。”
杨晓丽松了一口气,说:“这就是说,他只是想在市县考取一所心目中的重点高中?”
汪点点头说:“是的。”
杨晓丽说:“你向学校了解一下,看看他平时的成绩如何,如果他考试能正常发挥,应该可以考上市县的哪所高中学校?也征求一下他家长的意见,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哪所高中学校。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。”
她要利用自己分管市县教育的权利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那孩子是高中毕业考大学,进哪所大学?她杨晓丽作不了主,但是,在市县读高中,想上哪所高中学校,她杨晓丽说话还是算数的。
她说:“如果,要求不高,切合他的实际水平,我可以让他免试入读他希望就读的学校。但是,他必须留在家里接受观察。”
汪没想到杨晓丽会给他这个承诺,看着她好一会说不出话来,最后,连声责怪自己,说:“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,我怎么就忘了争取杨市长的支持呢?我这镇委书记当得太欠火候了,真要好好向杨市长检讨。”
他说,这可是让我最伤脑筋的事,竟让你杨市长一句话给解决了。
他说,我马上就让人去安排这事。
杨晓丽说:“你先别把底亮给他,这种时候,他什么条件都敢提,如果,提出上市县最好的高中,孩子的水平又跟不上,反而会害了孩子。”
汪说:“是的,是的。这事还是我亲自处理吧!”
杨晓丽就看看在坐的其他人,问,你们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?其他人都摇头说,没有了。想他们要了解的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,比如消毒用什么药啦,观察病人每隔多少时间测量一次体温啦,这些问题汪也许答不上来,就想到了卫生院再提问了。
听完汇报,杨晓丽便提出去看看现场。她关心的是镇委镇政府是如何进行家庭式观察的。而卫生局的人对专业性的东西更感兴趣,于是他们便兵分两路,一路由汪陪着杨晓丽去看那两户非典嫌疑病人的监护情况,一路由分管卫生的副镇长带路,去卫生院了解有关技术层面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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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,他曾想过去叫小姐,也有过这种行动。入住酒店后,他曾去过一家发廊找小姐,本来是想找小姐陪他去游泳的,但是价钱没谈拢,就打消这念头了。本是想晚上再找的,还没到晚上,发现体温不对,就被我们劝去隔离观察了。
汪笑着说:“属叫小姐未遂吧!”
杨晓丽说:“他去过的那个发廊要设为一个主要观察点。虽然未遂,但也和发廊的人接触过。”
汪说:“我们已经控制起来了,要求发廊关门,所有人员都不准外出,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由医务人员、镇政府干部、派出所民警组成的观察监护小组,进行二十四小时值班监管。”
杨晓丽点点头,然后,对在坐各位说:“这个事就到这了,大家知道就好了,不要外传。既然,海边镇政府答应要为病人保密,我们就要遵守这个承诺。”
汪继续汇报。
他说,我们感到欣慰的是,经过我们的努力,这个未知群体在短时间内浮出了水面,完全被我们掌握了。然而,我们又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,群众未必都配合我们的工作。
他说,在这个群体中,已经有人出现了发高烧的症状。我们要采取措施时,却遇到了阻力。
他说,在与病人接触过的人中,有一个是在海浴场的管理员。他已经出现了发烧症状,但是,他认为,他那只是普通的发烧,并不是感染了非典,坚决不去隔离观察。还有一个是酒店的女服务员,当我们劝她去隔离观察时,却遭到她家人的反对。
杨晓丽问:“这是为什么?这也是为他们好呀!”
汪说:“这不但涉及他们本人,也涉及到他们家人。如果对他们进行隔离观察,那他们家里人也需要观察。”
他说,那个管理员说,不能因为他发个普通的高烧,就把他儿子隔离起来。他儿子就要考毕业试了,如果不上学,就会影响他的毕业考试,影响他考取市县的重点学校。
他说,那个服务员的家里人也说,他们的女儿未必就是非典?那只是我们的怀疑。他们不能因为我们的怀疑而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而且,我们还必须尊重他们的隐私权。
他说,如果证实他们是非典,这或许不存在隐私权的问题,但是,在还没证实是非典之前,他们的隐私权是受法律保护的。
杨晓丽问:“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个事的?总不能放任自流吧?”
汪说:“只能说,我们只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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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晓丽问:“如果,真是非典,如果,本来家里人没有传染,这样处理,那家里人被传染的机会不就更大了吗?”
汪苦笑了笑,说:“有时候,群众的觉悟达不到那个层次,只跟他们讲道理似是讲不通的。他们咬定只是我们的怀疑,甚至认为,我们关心的不是他们,而是担心出了问题自己要丢官帽,所以小题大作。甚至认为,镇政府与卫生院勾结,趁非典这个时机,逼他们进医院,刮他们一笔。”
杨晓丽说:“简直是乱弹琴!”
说归说,她也知道汪说的是实话,因此,在处理事情中,就不能不考虑实际,就不能不屈从适应这个实际。
她问:“那个管理员的家庭呢?你们怎么处理。”
汪说:“我们只能采用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,允许他儿子每天还正常回校上学,但时刻注意他的体温变化,要求他戴口罩,少与其他同学接触,少参加户外活动。”
杨晓丽却不同意采用这种处理办法。她说,对他儿子的宽容,却有可能是对其他孩子的残酷。再说了,在现在这种时候,还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迎接毕业考试吗?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汪说:“这就是我们最为难的地方。如果,证实那管理员只是普通的高烧,影响了他儿子的毕业考试,我们反倒成了罪人。”
他笑了笑说,有的干部开玩笑说,现在这种状况下,倒是希望他真传染非典了,否则,真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。
杨晓丽说:“这也说出了你的心里话,你也希望他真得了非典!”
汪脸红了红,说:“我当然希望他不是非典,所以,我现在要准备他被证实不是非典后,要怎么做通他的思想工作,否则,他完全告我们渎职,完全可以向国家索取赔偿。”
杨晓丽问:“他孩子多大了,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?”
汪说:“十四五岁吧?应该是初中毕业,下学期读高中。”
杨晓丽松了一口气,说:“这就是说,他只是想在市县考取一所心目中的重点高中?”
汪点点头说:“是的。”
杨晓丽说:“你向学校了解一下,看看他平时的成绩如何,如果他考试能正常发挥,应该可以考上市县的哪所高中学校?也征求一下他家长的意见,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哪所高中学校。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。”
她要利用自己分管市县教育的权利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那孩子是高中毕业考大学,进哪所大学?她杨晓丽作不了主,但是,在市县读高中,想上哪所高中学校,她杨晓丽说话还是算数的。
她说:“如果,要求不高,切合他的实际水平,我可以让他免试入读他希望就读的学校。但是,他必须留在家里接受观察。”
汪没想到杨晓丽会给他这个承诺,看着她好一会说不出话来,最后,连声责怪自己,说:“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,我怎么就忘了争取杨市长的支持呢?我这镇委书记当得太欠火候了,真要好好向杨市长检讨。”
他说,这可是让我最伤脑筋的事,竟让你杨市长一句话给解决了。
他说,我马上就让人去安排这事。
杨晓丽说:“你先别把底亮给他,这种时候,他什么条件都敢提,如果,提出上市县最好的高中,孩子的水平又跟不上,反而会害了孩子。”
汪说:“是的,是的。这事还是我亲自处理吧!”
杨晓丽就看看在坐的其他人,问,你们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?其他人都摇头说,没有了。想他们要了解的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,比如消毒用什么药啦,观察病人每隔多少时间测量一次体温啦,这些问题汪也许答不上来,就想到了卫生院再提问了。
听完汇报,杨晓丽便提出去看看现场。她关心的是镇委镇政府是如何进行家庭式观察的。而卫生局的人对专业性的东西更感兴趣,于是他们便兵分两路,一路由汪陪着杨晓丽去看那两户非典嫌疑病人的监护情况,一路由分管卫生的副镇长带路,去卫生院了解有关技术层面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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