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四八章谈虎色变
第二天上午,钟市长正与民政局几位正副局长商量研究拦路上访的事,某镇委书记便打电话证实了确有其事。他说,今天一早,遇到一个复员军人,和他谈起来,果然就承认那些参加过反越自卫战的复员军人已经组织好了,要拦路上访。
钟市长问:“那复员军人现在在哪?”
镇委书记说:“在我办公室,他一跟我说这事,我就打电话向你汇报了。”
钟市长说:“你留住他,我现在就赶过去。”
放下电话,他带上民政局长,分管转业复员军人工作的副局长便赶去那个镇了。在车上,他打电话给李向东。
他说:“复员军人拦路上访的事已经确凿。”
李向东问:“他们采取什么形式?是集中上访,还是分散上访?”
钟市长说:“具体情况,我也不太清楚,我现在正往下面赶。”
李向东提出一个新问题,问:“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?”
钟市长说:“我这边只有民政局的几个正副局长知道,镇下面就不清楚了。”
李向东说:“尽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,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他担心,这事传出去后,其他人,其他事也跟着有样学样,趁着地级市委在市县召开现场会的机会,大搞集体上访。
他打电话给黄,并指示市委常委、公安局长马上来他办公室。
他对先来到他办公室的黄说,正如我们所料,有人要趁这次现场会进行集体上访。他说,钟市长正火速赶往下面镇处理这件事。他说,为了防止这件事影响范围扩大,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上访事件,立即要求各镇,各单位密切注意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,确保现场会期间,不出现类似事件。他说,尤其是对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严重,多年无法解决,群众意见比较大的镇和单位,更要高度关注。
李向东说:“你告诫各镇各单位,在现场会期间,哪个地区,哪个单位出现上访事件,将直接追究一把手责任。”
既然上级对唯稳工作要求如此严格,强调出现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要追究本地一把手的责任,那么,他李向东作为市委书记,就也只有依样画葫芦,追究下一级的责任,不这么一级级施压,他李向东能抓好社会稳定吗?他李向东能扛得起这责任吗?
黄说:“我这就去部署。”
李向东又叫住他,说:“我就坐镇办公室,有什么情况,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”
黄出去后,李向东便在办公室里踱步。
他想,自己这么郑重其事,是不是有点惊弓之鸟,是不是有点谈虎色变?群众集体上访真的就这么可怕吗?我们共产党人,不是成天都在说,要多多聆听基层的声音,听听群众的声音吗?群众上访难道不是群众反映真实情况的一种最直接的形式?
说心里话,作为一个地方官员,有些群众上访所涉及的问题,他是非常希望上面听一听的,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。比如,我们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辉煌成就,但是,不能否认,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失误,这些失误,由谁埋单,由前任埋单吗?这似乎不可能,由现任卖单吗?似乎又有点勉为其难。那么上级是否在承认失误的前提下,制定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,减轻下面负担呢?镇级经济的现状,就是一件很让人担忧的事。虽然市县采取了一些措施,也取得了一点成效,但总体而言,还是不容乐观。比如,这些反越自卫战的复员军人,上面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,制定一个硬性标准,让下面执行起来有据可依?
当然,这些话,他不能向上面说,每一个官员都不可能傻到这种程度!
他感到可悲的是,他不能说,而某种制度又要求他必须捂紧盖子,不让下面说。
公安局长敲门进来的时候,李向东把即将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。他要求,现场会期间,各派出所公安干警要积极配合各镇,各单位做好唯稳工作,要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群众集体上访问题。他说,如果出现上访事件,各地各单位必定会采取一些化解行动,而在这个化解过程中,公安干警要维持好秩序,确保不发生偏激的打斗事件。他强调,事件没发生之前,要做到内紧外松,千万不要起到火上浇油的反作用,更不要让群众误以为要对他们实行镇压。事件发生后,要选准时机,控制住局面,维持好秩序。
李向东说:“要切忌,我们面对是群众,而不是犯罪嫌疑人。”
公安局长笑了笑,说:“你这要求也太高了。”
他觉得,按照他和李向东的关系,气氛不应该搞得那么凝重。
李向东却说:“这要求一点不高,你必须做到,你的公安干警必须做到!”
公安局长再不敢笑了,双腿一并,“啪”一声说:“坚决完成任务!”
李向东也干脆,说:“好吧!你回去安排吧!”
此时,钟市长这边的气氛却缓和得多了。他一进那镇委书记的办公室,便紧紧地握住复员军人的手,连连说,非常感谢!非常感谢!那位复员军人也连连说,应该的!应该的!这时候,钟市长才认真打量面前这位长得并不高大甚至有点矮小的复员军人,只见他一脸黧黑,削瘦干练,貌似在哪见过。
钟市长说:“我们见过面?”
复员军人点点头说:“见过,是见过。”
钟市长“哈哈”笑了起来,说:“在劳模大会上,我记得,是我给你戴的大红花。全市的大耕户,刘全。没错吧?我这记性还可以吧?”
刘全腼腆地笑了笑,说:“市长的记忆真好!”
镇委书记说:“钟市长的记性是全市有名的,只要他正式认识的人,就那么一次,也过目不忘,不但知道你的名字,还知道你是哪的?是干什么的?”
刘全是一九七八年的兵,那年刚高中毕业,才十七岁,就虚报年龄当了兵。第二年就赶上反越自卫战。他所在的部队从中越边界一直打到谅山,一个连百多人牺牲的牺牲,负伤的负伤,而刘全却奇迹般地分毫无损。他所在的部队撒出越南后,他又在部队呆了几年,便复员回到了家乡。
那时候,也没说有多光荣,自我感觉是很应该的,当兵嘛,哪有不打战的?哪有不准备牺牲的?自己没牺牲,也没负伤,反倒觉得很遗撼,不像他那副班长,受了两处伤,如今身上还留着一块弹片,见了人就提起越南的事,说那战打得多惨烈,说得激动,就拉起衣服让人家看那身上的伤疤。
刘全虽然也谈越南那场战争,却谈得一点说服力也没有。人家问他,你负伤了吗?他摇摇头,人家便问,他是不是饮事兵在后方做饭的?等战斗打得差不多了,才挑着饭菜上前线?有的人甚至说,刘全根本就没上前线,当兵那几年,当的是猪倌,在后方养猪,别说没上过前线,就是连枪也没放过。刘全怎么喊冤也没用。
或许,就是因为没有那种光荣感,刘全便觉得自己回来当农民也很正常,复员了,回家乡种田也没有大不了的。
那些年,村里有些人进城里打工,许多田荒置了,刘全觉得挺可惜,再说种田技术也提高了,没以前那么累,他就跟人要了那些田耕种。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时候,荒置的田依然要交农业税,有人愿意耕种,愿意替你交农业税,谁还不乐意。
刘全耕种的农田面积不断增加,就觉得应该购置手扶拖拉机。这手扶拖拉机,农忙时,可以耕地,家闲时,可以搞短途运输,也划算,于是,便向银行贷了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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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市长问:“那复员军人现在在哪?”
镇委书记说:“在我办公室,他一跟我说这事,我就打电话向你汇报了。”
钟市长说:“你留住他,我现在就赶过去。”
放下电话,他带上民政局长,分管转业复员军人工作的副局长便赶去那个镇了。在车上,他打电话给李向东。
他说:“复员军人拦路上访的事已经确凿。”
李向东问:“他们采取什么形式?是集中上访,还是分散上访?”
钟市长说:“具体情况,我也不太清楚,我现在正往下面赶。”
李向东提出一个新问题,问:“这件事有多少人知道?”
钟市长说:“我这边只有民政局的几个正副局长知道,镇下面就不清楚了。”
李向东说:“尽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,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”
他担心,这事传出去后,其他人,其他事也跟着有样学样,趁着地级市委在市县召开现场会的机会,大搞集体上访。
他打电话给黄,并指示市委常委、公安局长马上来他办公室。
他对先来到他办公室的黄说,正如我们所料,有人要趁这次现场会进行集体上访。他说,钟市长正火速赶往下面镇处理这件事。他说,为了防止这件事影响范围扩大,可能会发生一系列上访事件,立即要求各镇,各单位密切注意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,确保现场会期间,不出现类似事件。他说,尤其是对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严重,多年无法解决,群众意见比较大的镇和单位,更要高度关注。
李向东说:“你告诫各镇各单位,在现场会期间,哪个地区,哪个单位出现上访事件,将直接追究一把手责任。”
既然上级对唯稳工作要求如此严格,强调出现群众集体上访事件要追究本地一把手的责任,那么,他李向东作为市委书记,就也只有依样画葫芦,追究下一级的责任,不这么一级级施压,他李向东能抓好社会稳定吗?他李向东能扛得起这责任吗?
黄说:“我这就去部署。”
李向东又叫住他,说:“我就坐镇办公室,有什么情况,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”
黄出去后,李向东便在办公室里踱步。
他想,自己这么郑重其事,是不是有点惊弓之鸟,是不是有点谈虎色变?群众集体上访真的就这么可怕吗?我们共产党人,不是成天都在说,要多多聆听基层的声音,听听群众的声音吗?群众上访难道不是群众反映真实情况的一种最直接的形式?
说心里话,作为一个地方官员,有些群众上访所涉及的问题,他是非常希望上面听一听的,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。比如,我们改革开放的确取得了辉煌成就,但是,不能否认,我们也出现了一些失误,这些失误,由谁埋单,由前任埋单吗?这似乎不可能,由现任卖单吗?似乎又有点勉为其难。那么上级是否在承认失误的前提下,制定一些有效的应对措施,减轻下面负担呢?镇级经济的现状,就是一件很让人担忧的事。虽然市县采取了一些措施,也取得了一点成效,但总体而言,还是不容乐观。比如,这些反越自卫战的复员军人,上面是不是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,制定一个硬性标准,让下面执行起来有据可依?
当然,这些话,他不能向上面说,每一个官员都不可能傻到这种程度!
他感到可悲的是,他不能说,而某种制度又要求他必须捂紧盖子,不让下面说。
公安局长敲门进来的时候,李向东把即将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。他要求,现场会期间,各派出所公安干警要积极配合各镇,各单位做好唯稳工作,要密切注意可能发生的群众集体上访问题。他说,如果出现上访事件,各地各单位必定会采取一些化解行动,而在这个化解过程中,公安干警要维持好秩序,确保不发生偏激的打斗事件。他强调,事件没发生之前,要做到内紧外松,千万不要起到火上浇油的反作用,更不要让群众误以为要对他们实行镇压。事件发生后,要选准时机,控制住局面,维持好秩序。
李向东说:“要切忌,我们面对是群众,而不是犯罪嫌疑人。”
公安局长笑了笑,说:“你这要求也太高了。”
他觉得,按照他和李向东的关系,气氛不应该搞得那么凝重。
李向东却说:“这要求一点不高,你必须做到,你的公安干警必须做到!”
公安局长再不敢笑了,双腿一并,“啪”一声说:“坚决完成任务!”
李向东也干脆,说:“好吧!你回去安排吧!”
此时,钟市长这边的气氛却缓和得多了。他一进那镇委书记的办公室,便紧紧地握住复员军人的手,连连说,非常感谢!非常感谢!那位复员军人也连连说,应该的!应该的!这时候,钟市长才认真打量面前这位长得并不高大甚至有点矮小的复员军人,只见他一脸黧黑,削瘦干练,貌似在哪见过。
钟市长说:“我们见过面?”
复员军人点点头说:“见过,是见过。”
钟市长“哈哈”笑了起来,说:“在劳模大会上,我记得,是我给你戴的大红花。全市的大耕户,刘全。没错吧?我这记性还可以吧?”
刘全腼腆地笑了笑,说:“市长的记忆真好!”
镇委书记说:“钟市长的记性是全市有名的,只要他正式认识的人,就那么一次,也过目不忘,不但知道你的名字,还知道你是哪的?是干什么的?”
刘全是一九七八年的兵,那年刚高中毕业,才十七岁,就虚报年龄当了兵。第二年就赶上反越自卫战。他所在的部队从中越边界一直打到谅山,一个连百多人牺牲的牺牲,负伤的负伤,而刘全却奇迹般地分毫无损。他所在的部队撒出越南后,他又在部队呆了几年,便复员回到了家乡。
那时候,也没说有多光荣,自我感觉是很应该的,当兵嘛,哪有不打战的?哪有不准备牺牲的?自己没牺牲,也没负伤,反倒觉得很遗撼,不像他那副班长,受了两处伤,如今身上还留着一块弹片,见了人就提起越南的事,说那战打得多惨烈,说得激动,就拉起衣服让人家看那身上的伤疤。
刘全虽然也谈越南那场战争,却谈得一点说服力也没有。人家问他,你负伤了吗?他摇摇头,人家便问,他是不是饮事兵在后方做饭的?等战斗打得差不多了,才挑着饭菜上前线?有的人甚至说,刘全根本就没上前线,当兵那几年,当的是猪倌,在后方养猪,别说没上过前线,就是连枪也没放过。刘全怎么喊冤也没用。
或许,就是因为没有那种光荣感,刘全便觉得自己回来当农民也很正常,复员了,回家乡种田也没有大不了的。
那些年,村里有些人进城里打工,许多田荒置了,刘全觉得挺可惜,再说种田技术也提高了,没以前那么累,他就跟人要了那些田耕种。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时候,荒置的田依然要交农业税,有人愿意耕种,愿意替你交农业税,谁还不乐意。
刘全耕种的农田面积不断增加,就觉得应该购置手扶拖拉机。这手扶拖拉机,农忙时,可以耕地,家闲时,可以搞短途运输,也划算,于是,便向银行贷了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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