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2章
战国两百余年,苦于兵革。思想界如墨家,便力倡兼爱非攻之说,kelove,notwar。至于民间,也是厌兵已久。于是收天下兵,聚之咸阳,销以为锺鐻,金人十二,各重二十四万斤,置廷宫中,示天下以永不再战。此金人十二,汉朝犹在,后董卓财迷,毁坏其十,用以铸钱,幸存的两个,也在两晋时被苻坚销毁。惜哉,使十二金人能得存一,斯芬克斯像、维纳斯像又岂能在雕塑史上专美?
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,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,以集天下视听,感召民众。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,秦每破一国,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,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。等到统一之后,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、渭,东西八百里,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,穷年忘归,犹不能遍也。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锺鼓,充入之。
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。此所谓强干弱枝之计也。此类豪富,雄霸一方,深得民望,皆是统一大敌,帝国的不安定因素。将他们迁离故居,则其势力自消,置于咸阳,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,监控起来,自然也就不足为患。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,豪富即去,地方势力不复存,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。
嬴政二十六年,天下大事,大致如上。
第两百五十三部分
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嬴政三十四年,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
自统一天下迄今,已过了八年,庞大的秦帝国,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,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,一刻也不曾停息。
先有道路之建设。
今人口号云:要想富,先修路。嬴政之修路,却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量,而是首在军事用途,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。
清朝末年,李鸿章出使欧洲,问军事于德国首相俾斯麦。俾斯麦云:练兵有一事须知,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,宜驻中权,扼要地,无论何时何地,有需兵力,闻令即行。但行军的道路,当首先筹及。
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,中国早在秦朝之时,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。
秦修驰道,共为两条,皆从咸阳出发,一路东穷燕齐,另一路南极吴楚,江湖之上,滨海之观毕至。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又修直道,自九原抵甘泉,巉山堙谷,长千八百里。
有了驰道和直道,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,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,进而遥控中国局势。地方上一有叛乱,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,迅速赶到现场,及时平定。而在平时,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,维持日常治安即可。
当然,帝国在修路的同时,也不忘修路障。将燕赵北界长城,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,大加修葺,成就了著名的“万里长城”,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。
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。
在北边,蒙恬率三十万大军,斥逐匈奴,自榆中并河以东,属之阴山,以为十四县,城河上为塞。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,退却七百余里,以求自保。从此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
在南方,屠睢率五十万大军,征伐百越,所向无敌,尽定其地,分别置为桂林(约为今广西省)、象郡(约为今越南中北部)、南海(约为今广东省)三郡。
作为帝国皇帝的嬴政,在这八年里,遭遇了两次暗杀。分别是:二十九年,嬴政东游到阳武博浪沙,张良与力士持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,自高处狙击嬴政车队,误中副车。三十一年,嬴政微服夜游咸阳,路途碰上盗贼,幸好随身武士神勇,血战杀贼,这才得以脱身。
当然,这两则小插曲,并不足以削弱嬴政对巡游天下的热衷。八年间,嬴政四次巡游,立碑称功。封禅泰山,刻石颂德。
在我看来,嬴政的一生,只作了两件事情:一是证明自己为人间的神,二是让自己成为天上的神。前者对他来说,业已成为现实。他的命令,无不立即执行。他的意志,无人可以阻挡。至于后者,则嬴政一直在努力当中。
燕齐之地,盛产方士,多倡成仙之术,与嬴政一拍即合。方士们自然高兴,在这世上,哪里还能找到比嬴政荷包更鼓的赞助人?嬴政也同样高兴,将成仙之事拜托给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,放心。
嬴政对待这些方士,可以说比对自己的宠姬还要好。只要方士开口,就有了。于是先后发起三次求仙之旅。一是在二十九年,遣齐人徐市与童男女数千人,驾船入海,寻找传说中的三座神山——蓬莱、方丈、瀛洲;二是在三十二年,使燕人卢生访求古代仙人羡门、高誓;同一年,又使韩终、侯公、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。
当一个人有了世外之想后,便会开始脱离群众。嬴政渴望成仙不死,难免会对处理具体国事带来不利影响,也让李斯等一干重臣隐隐担忧。可是这事又劝谏不得。一则,财物对嬴政来说,重量约等于零。就算真受了方士之骗,这点损失,也实在是不足挂齿。二则,对于神仙,嬴政虽然并不以为其必有,但李斯等人作为臣下,却也不敢言其必无。“人皆有死,即便你是皇帝,却也不能例外。”这样的话,他们是没有胆量直告嬴政的。
由此,也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:如果地球即将毁灭,留在地球上的人类也将随之灭亡。只有一艘飞船,可以逃脱到外层空间,躲过此劫。假设该飞船可载一万人,好吧,放宽点,就算能载一百万人,试问,你能拿到一张船票吗?你会在那飞船之上吗
第两百五十四部分
这一年的李斯,已是六十四岁的老翁。遥想三十四年前,他初到咸阳,在逆旅的屋顶上向自己郑重许下誓言:出仕不为丞相,此生虚度。如今,他兑现了自己的誓言,就在这一年,他终于抵达仕途之巅,成为大秦帝国一人之下、万万人之上的丞相,成为除嬴政之外帝国最有权势的人。
此时的帝国中央政府,权力主要由以下几个政治集团瓜分。
最大的份额,当然是由功臣集团及其子弟所占据。功臣集团的核心,则是三大家族——李氏、蒙氏、王氏。
先看李氏家族。李斯位居丞相,自不必多说。其长子李由,现为三川郡守。三川郡,治荥阳,领洛阳、开封等县,为咸阳之门户,郡守之地位自是非同小可。其余诸子则皆娶秦公主,诸女则悉嫁秦诸公子,是名符其实的秦国政坛第一家族。
蒙氏家族的火炬,业已传到了少壮派的蒙氏兄弟手上。蒙恬手握重兵,坐镇北方。蒙毅位至上卿,出则参乘,入则御前。
王氏家族,以军功见重,父子皆封列侯,王翦为武城侯,王贲为通武侯。
第二个政治集团,则是嬴政身边的近臣,以中车府令赵高为代表。
再有六国降臣集团。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,秦对待六国降臣以拉拢为主,但在拉拢之余,却又保有戒心,不使其介入要害部门。
在降臣集团中,博士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。秦统一之后,效仿当年齐国的稷下学宫,在中央设立了博士制度,博士之定额,也正好与当年的稷下先生相同,计七十人。这七十人中,大体以六国学者为主,其职责为“掌通古今,教习弟子,国有疑事,常承问对”。
通过创立博士制度,帝国有效地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学科的精英。对这些精英知识分子,嬴政也是倚重有加。博士食禄虽仅四百石,而且也无实权,但却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,一同议政议礼。在国家大事上,博士的发言权不容小觑。
其他方面,随着郡县制的推行,宗室集团的势力已经式微。而在日后中国历史上祸害不断的后宫妇人及外戚集团,则在嬴政的强力之下,被有效地杜绝在权力体系之外。
在这些集团之间,以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。在权力的围城中,里面的功臣不肯出来,外面的降臣却又想冲进去。在帝国的融合过程中,谁都知道,这样的矛盾不可能自动消除,只能通过激烈的冲突得到最终的解决。
且说这一日,李由回咸阳探亲,李斯摆酒,为儿子接风。如果放在寻常人家,也就是父子在一起安耽地吃上一餐饭,静享天伦之乐可以。然而,李斯的地位摆在那里,他注定不能得到这种平静。朝中上下,文武百官,闻讯无不前来祝贺,门庭车骑,数以千计。一场普通的家宴,硬是演变成了政坛上的一桩盛事。
天上神仙府,人间宰相家。言谈有权贵,举目尽高朋。筵席之上,李斯兴致极佳,不觉大醉,酒后真情流露,不禁悲从中来,不可断绝。他自知已到达人生的顶峰,取得成就的极致,来日漫漫,其吉凶止泊将在何处?于是喟然而叹,道:“嗟乎!吾闻之荀卿曰,‘物禁大盛’。吾本乃上蔡布衣,闾巷之黔首,上不知其驽下,遂擢至此。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,可谓富贵极矣。物极则衰,吾未知所将归处也!”
一人向隅,满座不欢,更何况李斯乃是今日筵席的主人,忽作此悲凉之语,众人莫不失色,不敢接话,惟有善祷善祝而已。
常言道,知足常乐。细究之下,这话却未必确切。人一旦知足,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道永恒的难题:接下来,何以遣有生之涯?在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,富家女黛西用她那充满金钱的声音说道,“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?还有明天,还有今后三十年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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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,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,以集天下视听,感召民众。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,秦每破一国,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,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。等到统一之后,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、渭,东西八百里,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,穷年忘归,犹不能遍也。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锺鼓,充入之。
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。此所谓强干弱枝之计也。此类豪富,雄霸一方,深得民望,皆是统一大敌,帝国的不安定因素。将他们迁离故居,则其势力自消,置于咸阳,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,监控起来,自然也就不足为患。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,豪富即去,地方势力不复存,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。
嬴政二十六年,天下大事,大致如上。
第两百五十三部分
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。嬴政三十四年,萧瑟秋风今又是,换了人间。
自统一天下迄今,已过了八年,庞大的秦帝国,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,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,一刻也不曾停息。
先有道路之建设。
今人口号云:要想富,先修路。嬴政之修路,却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量,而是首在军事用途,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。
清朝末年,李鸿章出使欧洲,问军事于德国首相俾斯麦。俾斯麦云:练兵有一事须知,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,宜驻中权,扼要地,无论何时何地,有需兵力,闻令即行。但行军的道路,当首先筹及。
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,中国早在秦朝之时,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。
秦修驰道,共为两条,皆从咸阳出发,一路东穷燕齐,另一路南极吴楚,江湖之上,滨海之观毕至。道广五十步,三丈而树,厚筑其外,隐以金椎,树以青松。又修直道,自九原抵甘泉,巉山堙谷,长千八百里。
有了驰道和直道,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,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,进而遥控中国局势。地方上一有叛乱,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,迅速赶到现场,及时平定。而在平时,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,维持日常治安即可。
当然,帝国在修路的同时,也不忘修路障。将燕赵北界长城,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,大加修葺,成就了著名的“万里长城”,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。
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。
在北边,蒙恬率三十万大军,斥逐匈奴,自榆中并河以东,属之阴山,以为十四县,城河上为塞。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,退却七百余里,以求自保。从此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
在南方,屠睢率五十万大军,征伐百越,所向无敌,尽定其地,分别置为桂林(约为今广西省)、象郡(约为今越南中北部)、南海(约为今广东省)三郡。
作为帝国皇帝的嬴政,在这八年里,遭遇了两次暗杀。分别是:二十九年,嬴政东游到阳武博浪沙,张良与力士持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,自高处狙击嬴政车队,误中副车。三十一年,嬴政微服夜游咸阳,路途碰上盗贼,幸好随身武士神勇,血战杀贼,这才得以脱身。
当然,这两则小插曲,并不足以削弱嬴政对巡游天下的热衷。八年间,嬴政四次巡游,立碑称功。封禅泰山,刻石颂德。
在我看来,嬴政的一生,只作了两件事情:一是证明自己为人间的神,二是让自己成为天上的神。前者对他来说,业已成为现实。他的命令,无不立即执行。他的意志,无人可以阻挡。至于后者,则嬴政一直在努力当中。
燕齐之地,盛产方士,多倡成仙之术,与嬴政一拍即合。方士们自然高兴,在这世上,哪里还能找到比嬴政荷包更鼓的赞助人?嬴政也同样高兴,将成仙之事拜托给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,放心。
嬴政对待这些方士,可以说比对自己的宠姬还要好。只要方士开口,就有了。于是先后发起三次求仙之旅。一是在二十九年,遣齐人徐市与童男女数千人,驾船入海,寻找传说中的三座神山——蓬莱、方丈、瀛洲;二是在三十二年,使燕人卢生访求古代仙人羡门、高誓;同一年,又使韩终、侯公、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。
当一个人有了世外之想后,便会开始脱离群众。嬴政渴望成仙不死,难免会对处理具体国事带来不利影响,也让李斯等一干重臣隐隐担忧。可是这事又劝谏不得。一则,财物对嬴政来说,重量约等于零。就算真受了方士之骗,这点损失,也实在是不足挂齿。二则,对于神仙,嬴政虽然并不以为其必有,但李斯等人作为臣下,却也不敢言其必无。“人皆有死,即便你是皇帝,却也不能例外。”这样的话,他们是没有胆量直告嬴政的。
由此,也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:如果地球即将毁灭,留在地球上的人类也将随之灭亡。只有一艘飞船,可以逃脱到外层空间,躲过此劫。假设该飞船可载一万人,好吧,放宽点,就算能载一百万人,试问,你能拿到一张船票吗?你会在那飞船之上吗
第两百五十四部分
这一年的李斯,已是六十四岁的老翁。遥想三十四年前,他初到咸阳,在逆旅的屋顶上向自己郑重许下誓言:出仕不为丞相,此生虚度。如今,他兑现了自己的誓言,就在这一年,他终于抵达仕途之巅,成为大秦帝国一人之下、万万人之上的丞相,成为除嬴政之外帝国最有权势的人。
此时的帝国中央政府,权力主要由以下几个政治集团瓜分。
最大的份额,当然是由功臣集团及其子弟所占据。功臣集团的核心,则是三大家族——李氏、蒙氏、王氏。
先看李氏家族。李斯位居丞相,自不必多说。其长子李由,现为三川郡守。三川郡,治荥阳,领洛阳、开封等县,为咸阳之门户,郡守之地位自是非同小可。其余诸子则皆娶秦公主,诸女则悉嫁秦诸公子,是名符其实的秦国政坛第一家族。
蒙氏家族的火炬,业已传到了少壮派的蒙氏兄弟手上。蒙恬手握重兵,坐镇北方。蒙毅位至上卿,出则参乘,入则御前。
王氏家族,以军功见重,父子皆封列侯,王翦为武城侯,王贲为通武侯。
第二个政治集团,则是嬴政身边的近臣,以中车府令赵高为代表。
再有六国降臣集团。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,秦对待六国降臣以拉拢为主,但在拉拢之余,却又保有戒心,不使其介入要害部门。
在降臣集团中,博士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。秦统一之后,效仿当年齐国的稷下学宫,在中央设立了博士制度,博士之定额,也正好与当年的稷下先生相同,计七十人。这七十人中,大体以六国学者为主,其职责为“掌通古今,教习弟子,国有疑事,常承问对”。
通过创立博士制度,帝国有效地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学科的精英。对这些精英知识分子,嬴政也是倚重有加。博士食禄虽仅四百石,而且也无实权,但却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,一同议政议礼。在国家大事上,博士的发言权不容小觑。
其他方面,随着郡县制的推行,宗室集团的势力已经式微。而在日后中国历史上祸害不断的后宫妇人及外戚集团,则在嬴政的强力之下,被有效地杜绝在权力体系之外。
在这些集团之间,以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。在权力的围城中,里面的功臣不肯出来,外面的降臣却又想冲进去。在帝国的融合过程中,谁都知道,这样的矛盾不可能自动消除,只能通过激烈的冲突得到最终的解决。
且说这一日,李由回咸阳探亲,李斯摆酒,为儿子接风。如果放在寻常人家,也就是父子在一起安耽地吃上一餐饭,静享天伦之乐可以。然而,李斯的地位摆在那里,他注定不能得到这种平静。朝中上下,文武百官,闻讯无不前来祝贺,门庭车骑,数以千计。一场普通的家宴,硬是演变成了政坛上的一桩盛事。
天上神仙府,人间宰相家。言谈有权贵,举目尽高朋。筵席之上,李斯兴致极佳,不觉大醉,酒后真情流露,不禁悲从中来,不可断绝。他自知已到达人生的顶峰,取得成就的极致,来日漫漫,其吉凶止泊将在何处?于是喟然而叹,道:“嗟乎!吾闻之荀卿曰,‘物禁大盛’。吾本乃上蔡布衣,闾巷之黔首,上不知其驽下,遂擢至此。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,可谓富贵极矣。物极则衰,吾未知所将归处也!”
一人向隅,满座不欢,更何况李斯乃是今日筵席的主人,忽作此悲凉之语,众人莫不失色,不敢接话,惟有善祷善祝而已。
常言道,知足常乐。细究之下,这话却未必确切。人一旦知足,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道永恒的难题:接下来,何以遣有生之涯?在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,富家女黛西用她那充满金钱的声音说道,“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?还有明天,还有今后三十年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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