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4章
焚书自然是不对的,不好的。但对帝国而言,言论窒息、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。防民之口,甚于防川。自古以来,防川有两种方法。一是封堵,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,结果洪水越发肆虐,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。二是疏导,鲧的儿子大禹,则是采用此一方法,最终治水成功。
为帝国之久远计,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,从而有疏导之效,收善治之功。以我所见,当以北宋朱弁《续骫骳说》中士气一条,倡此论最为精妙,姑录于下:
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,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。元气壮则肤革充盈,士气伸则朝廷安强。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,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。欲元气不耗,则必调饮食以助之,而咽喉者,所以纳授饮食也。欲士气不沮,则必防壅蔽以达之,而言路者,所以开导壅蔽也。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远近虽殊,治道无二。
再回到焚书,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?时至今日,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。《史记?六国年表》云:“诗书所以复见者,多藏人家”。王充《论衡?书解篇》云:“秦虽无道,不燔诸子,诸子尺书文篇具在”。这两条记载表明,至少在汉代,古籍中的精华部分——诗书诸子,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。
另一方面,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,只要秦国不灭,可想而知,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。然而,诸多古籍湮灭无踪,后世永不得复见,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。
众所周知,项羽先生不爱读书,生性暴戾,伊攻入咸阳之后,首先是屠城,然后搜括金钱妇女,临去再是一把大火,烧秦宫室,火三月不灭。帝国的珍贵藏书,就此付之一炬。可怜唐、虞、三代之法制,古先圣人之微言,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。
所以,刘大魁作《焚书辨》,毫不客气地指出,书之焚,非李斯之罪,实项羽之罪也。
单就秦国焚书而言,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,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所载677种著作,其中不到524种,即77%,现在已不复存在。这个事实说明,汉以后的几个世纪,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,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,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。因此,可以想象,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,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。(注)
关于焚书,李斯并非始作俑者。前此,孟子有云:诸侯恶周礼害己,而皆去其典籍。《韩非子》也云:商君教孝公燔诗、书而明法令。到了后世,焚书更是屡见不鲜。
隋人牛弘作《上表请开献书之路》,历数书之五厄(不解何故,漏却项羽):
秦皇驭宇,下焚书之令。此则书之一厄也。王莽之末,长安兵起,宫室图书,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孝献移都,吏民扰乱,图书嫌帛,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,载七十余乘,属西京大乱,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厄也。刘、石凭陵,京华覆灭,朝章国典,从而失坠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周师入郢,萧绎收文德之书,及公私典籍,重本七万余卷,悉焚之于外城,所存十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
明人胡应麟著《少室山房笔丛》,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,再增补五厄,列为“十厄”:
隋开皇之盛极矣,未几皆烬于广陵;唐开元之盛极矣,俄顷悉灰于安史;肃代二宗洊加鸠集,黄巢之乱复致荡然;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,再盛于宣和,而金人之祸成矣;三盛于淳熙,四盛于嘉定,而元季之师至矣。然则书自六朝之后,复有五厄。
到了满清,大兴文字狱,倒霉的便不仅是书,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。因触犯忌讳,生者凌迟杖毙,诛灭三族,死者剖棺戮尸,挫骨扬灰,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。仓颉造字而鬼神哭,莫非鬼神早有先见,知有满清之劫,故而预为号恸乎?
文字狱之兴起,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,持续近百年,时间之长,祸害之烈,株连之多,处罚之惨,力度之大,实属空前。
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,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,只有476种幸存,不到所列数的18%,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。
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,却也修书,即《四库书》。然而,这其中又有猫腻。说起来,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,寓褒贬于字里行间。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?不仅他们自己,连过去的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辽、金、元等,也一并褒赞在内。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,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?原因很简单,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,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,是侵略者。而在编纂过程之中,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、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,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,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,则大肆篡改。比如,岳飞《满江红》的名句,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,经过删改之后,变成了“壮志饥餐飞食肉,笑谈欲洒盈腔血”。
对此,鲁迅先生曾评价道,“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,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毁,抽毁,剜去之类也且不说,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书》,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,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,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;不但藏之内廷,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,使天下士子,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,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于是有叹,“清人纂修《四库书》而古书亡。”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,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?
如契诃夫所言,别人的罪孽,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。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,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李斯开脱的借口。李斯的焚书,开了皇权政府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,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,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。
注:此段引自剑桥中国史秦汉史。
第两百五十七部分
说到焚书,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。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,即嬴政三十五年,其由来是这样的:
且说六年之前,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,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,酬以重金,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。前后几次寻访,都以失败告终。嬴政并不气馁,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。
于是乎,在术士的小圈子内,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:此处皇帝傻,钱多,速来。一时间,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。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,来者不拒,只要术士提出一个idea,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。嬴政心中清楚,这四方奔来的术士,泰半都是东郭先生,可是没关系,他不在乎这些钱。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广种而薄收。
然而,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,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。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,事已至此,不管好赖,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。术士们也不傻,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,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,因为我们术士多了,所以就有了。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,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,于是行起缓兵之计,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。
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,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,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。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,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,以避开恶鬼。避开了恶鬼,则真人自至。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,不能接触朝中大臣,否则就不能恬倓,为真人不喜。陛下所居之宫,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。陛下做到了这些,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药。
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,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。让嬴政放弃权力,远离国事,与世隔绝起来,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。按卢生的想法,最好就是嬴政知难而退,不愿配合,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。无奈,嬴政已是走火入魔,真信了卢生的话。为了成仙不死,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!
嬴政诚意十足。他首先放弃了“朕”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,改而自称真人。又按照卢生的建议,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,以复道和甬道相连,每个宫观之内,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,以乱人视听。行踪所到之处,胆敢泄漏者,罪死。
帝国的政务处理,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,只是嬴政不再出席。群臣奏事,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,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,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。
某日,嬴政驾幸梁山宫,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,心中大为不快。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,李斯于是轻车简从。嬴政知道后大怒,道:“此中人泄吾语。”寻找泄密者,无人应承。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,一律杀之。从此之后,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。
嬴政此举,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,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。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,嬴政为了成仙,连丞相李斯,他最亲密的战友,都不惜翻脸,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着。
嬴政越执迷不悔,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。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,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!要知道,嬴政可不是《皇帝的新衣》里面那个笨蛋皇帝,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。
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,开始惶惶不可终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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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帝国之久远计,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,从而有疏导之效,收善治之功。以我所见,当以北宋朱弁《续骫骳说》中士气一条,倡此论最为精妙,姑录于下:
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,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。元气壮则肤革充盈,士气伸则朝廷安强。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,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。欲元气不耗,则必调饮食以助之,而咽喉者,所以纳授饮食也。欲士气不沮,则必防壅蔽以达之,而言路者,所以开导壅蔽也。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远近虽殊,治道无二。
再回到焚书,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?时至今日,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。《史记?六国年表》云:“诗书所以复见者,多藏人家”。王充《论衡?书解篇》云:“秦虽无道,不燔诸子,诸子尺书文篇具在”。这两条记载表明,至少在汉代,古籍中的精华部分——诗书诸子,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。
另一方面,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,只要秦国不灭,可想而知,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。然而,诸多古籍湮灭无踪,后世永不得复见,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。
众所周知,项羽先生不爱读书,生性暴戾,伊攻入咸阳之后,首先是屠城,然后搜括金钱妇女,临去再是一把大火,烧秦宫室,火三月不灭。帝国的珍贵藏书,就此付之一炬。可怜唐、虞、三代之法制,古先圣人之微言,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。
所以,刘大魁作《焚书辨》,毫不客气地指出,书之焚,非李斯之罪,实项羽之罪也。
单就秦国焚书而言,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,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。《汉书?艺文志》所载677种著作,其中不到524种,即77%,现在已不复存在。这个事实说明,汉以后的几个世纪,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,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,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。因此,可以想象,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,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。(注)
关于焚书,李斯并非始作俑者。前此,孟子有云:诸侯恶周礼害己,而皆去其典籍。《韩非子》也云:商君教孝公燔诗、书而明法令。到了后世,焚书更是屡见不鲜。
隋人牛弘作《上表请开献书之路》,历数书之五厄(不解何故,漏却项羽):
秦皇驭宇,下焚书之令。此则书之一厄也。王莽之末,长安兵起,宫室图书,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孝献移都,吏民扰乱,图书嫌帛,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,载七十余乘,属西京大乱,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厄也。刘、石凭陵,京华覆灭,朝章国典,从而失坠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周师入郢,萧绎收文德之书,及公私典籍,重本七万余卷,悉焚之于外城,所存十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
明人胡应麟著《少室山房笔丛》,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,再增补五厄,列为“十厄”:
隋开皇之盛极矣,未几皆烬于广陵;唐开元之盛极矣,俄顷悉灰于安史;肃代二宗洊加鸠集,黄巢之乱复致荡然;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,再盛于宣和,而金人之祸成矣;三盛于淳熙,四盛于嘉定,而元季之师至矣。然则书自六朝之后,复有五厄。
到了满清,大兴文字狱,倒霉的便不仅是书,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。因触犯忌讳,生者凌迟杖毙,诛灭三族,死者剖棺戮尸,挫骨扬灰,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。仓颉造字而鬼神哭,莫非鬼神早有先见,知有满清之劫,故而预为号恸乎?
文字狱之兴起,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,持续近百年,时间之长,祸害之烈,株连之多,处罚之惨,力度之大,实属空前。
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,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,只有476种幸存,不到所列数的18%,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。
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,却也修书,即《四库书》。然而,这其中又有猫腻。说起来,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,寓褒贬于字里行间。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?不仅他们自己,连过去的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辽、金、元等,也一并褒赞在内。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,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?原因很简单,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,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,是侵略者。而在编纂过程之中,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、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,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,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,则大肆篡改。比如,岳飞《满江红》的名句,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,经过删改之后,变成了“壮志饥餐飞食肉,笑谈欲洒盈腔血”。
对此,鲁迅先生曾评价道,“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,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毁,抽毁,剜去之类也且不说,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书》,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,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,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;不但藏之内廷,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,使天下士子,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,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于是有叹,“清人纂修《四库书》而古书亡。”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,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?
如契诃夫所言,别人的罪孽,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。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,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李斯开脱的借口。李斯的焚书,开了皇权政府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,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,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。
注:此段引自剑桥中国史秦汉史。
第两百五十七部分
说到焚书,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。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,即嬴政三十五年,其由来是这样的:
且说六年之前,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,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,酬以重金,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。前后几次寻访,都以失败告终。嬴政并不气馁,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。
于是乎,在术士的小圈子内,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:此处皇帝傻,钱多,速来。一时间,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。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,来者不拒,只要术士提出一个idea,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。嬴政心中清楚,这四方奔来的术士,泰半都是东郭先生,可是没关系,他不在乎这些钱。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广种而薄收。
然而,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,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。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,事已至此,不管好赖,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。术士们也不傻,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,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,因为我们术士多了,所以就有了。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,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,于是行起缓兵之计,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。
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,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,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。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,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,以避开恶鬼。避开了恶鬼,则真人自至。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,不能接触朝中大臣,否则就不能恬倓,为真人不喜。陛下所居之宫,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。陛下做到了这些,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药。
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,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。让嬴政放弃权力,远离国事,与世隔绝起来,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。按卢生的想法,最好就是嬴政知难而退,不愿配合,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。无奈,嬴政已是走火入魔,真信了卢生的话。为了成仙不死,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!
嬴政诚意十足。他首先放弃了“朕”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,改而自称真人。又按照卢生的建议,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,以复道和甬道相连,每个宫观之内,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,以乱人视听。行踪所到之处,胆敢泄漏者,罪死。
帝国的政务处理,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,只是嬴政不再出席。群臣奏事,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,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,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。
某日,嬴政驾幸梁山宫,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,心中大为不快。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,李斯于是轻车简从。嬴政知道后大怒,道:“此中人泄吾语。”寻找泄密者,无人应承。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,一律杀之。从此之后,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。
嬴政此举,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,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。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,嬴政为了成仙,连丞相李斯,他最亲密的战友,都不惜翻脸,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着。
嬴政越执迷不悔,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。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,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!要知道,嬴政可不是《皇帝的新衣》里面那个笨蛋皇帝,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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